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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狄德满教授

时间:2019-08-04 23:50:04  来源:   作者:刘家峰  编辑:常海峰  浏览量:

凌晨一点多钟,发完最后一封邀请海外学者参加明年义和团运动120周年学术会议的电邮,正准备关闭电脑上床睡觉,突然接到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吴小新先生的电邮,标题很短:“ Gary Tiedemann passed away ”(狄德满教授去世),心里一怔,顿时涌起无限悲痛。巧合的是,昨天一天都在忙明年10月召开义和团运动1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的筹备工作,在考虑拟邀请的海外学者名单时,脑海中出现了狄德满教授的身影,正准备给他写信,请他帮忙介绍我们还不熟悉的海外学者。但令人心痛的是,狄教授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回应我的请求了。


狄德满教授是德国人,本科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硕博就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后长期在亚非学院任教,直到退休。他是知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在义和团运动、天平天国、中国基督教史以及近代中国社会运动等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是非常谦虚、低调的学者,并不太注重出版、发表。他最重要的著作都是最近十年在研究机构和出版社的催促下才出版。他编写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基督教来华差会机构指南:16-20世纪》(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Armonk, N.Y.: M.E. Sharpe, 2009),另外一本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手册》(第二卷,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2: 1800 to the Present,Leiden: Brill, 2009),这是两本在中国基督教史领域堪称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出版后学界受益良多。他关于华北社会冲突的博士论文也是一部精品,在西方学界经常被引用,但他精益求精,不断修改,居然一直没能出英文版,直到八年前被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崔华杰博士翻译出版,即《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该书不断再版再印,今年9月再出修订版。他在山大工作期间出版的《西文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是目前关于义和团运动西文文献目录收录最全的著作,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和查找便利。他与 Robert Bickers教授合编的《义和拳民:中国与世界》(The Boxers, China, and the Worl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正在翻译中,争取明年10月由山大出版社出版。

我认识狄德满教授是1999年10月在旧金山大学,那时我还在华中师范大学念博士,作为学生去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访学三个月。狄德满教授正在那里做访问研究教授,给研究所编写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数据库词条,后来出版的《基督教来华差会机构指南》就脱胎于他那时的工作。我们在一个大办公室对桌工作,很方便我随时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解答,给我各种材料或指点资料出处。他似乎对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相关人物和材料无所不知,这在当时让我钦佩不已。直到现在,我仍认为,要论对中国近代基督教史资料的熟悉,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恐怕无人出其右。他一大早去办公室,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直到下午五点离开,中午通常吃个简单的三明治,有时就吃点水果,经常与我分享。现在想起这些宛如昨天,仍历历在目,不承想已经过去快20年了。

在这之后,我跟狄德满教授电邮联系不断。刚查看了一下邮箱,目前所保留的电邮最早只追溯到2007年,到现在有300多封,大部分都是我向狄德满教授请教一些具体问题,或请他帮我修订英文,每次他都是很快回复。偶尔他也让我帮他查找一些中文资料,或核对一些中文的地名、人名等。说来惭愧,这二十年来,狄教授帮我的太多,而我为他所做的太少太少。

最近这些年,我们曾在香港、里斯本、北京、上海、昆明、台北等地的会议上相遇,每次见面都倍感亲切,晚上聊到很晚。他毫不吝啬向我分享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最新出版,包括他自己的写作进展,我也趁机讲讲国内的研究状况及我自己的问题、困惑,他总是给我一些建议和鼓励。我们也经常谈一些研究之外的话题,他告诉我他儿子是英国工党的地区议员,忙着演讲和走访社区,他们关心什么样的社会议题,这时他特有的英式幽默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你长得这么帅,说话还这么幽默,转行做个电影演员吧,保证有观众,他微笑说:Are you serious? I will have a try!

2009年10月,我受章开沅先生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会委托,请狄德满教授到华师访问三个月,并担任基金的讲座教授。访问期间,狄教授除了两次公开讲座外,还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比较通论”两门全英文课程,我全程参加,狄教授把我当成助教,实际上我更像是一个学生,从这两门课程中学到很多知识。他还把完整的课程讲义给了我,对我以后的教学颇有帮助。当时我还和狄教授商量,要把他的《中西文化比较通论》讲义扩充、翻译成中文教材,特别适合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入门,狄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需要自责的是,后来穷于应付各种公事私事,虽然始终记得,但到如今也未把此事付诸行动,以后再也无法得到狄教授的建议了。

2011年,应山东大学路遥先生和历史文化学院之邀,狄德满教授被聘为山东大学一级教授,全职来山大从事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工作。但因为签证原因,他中间不得不短暂离开大陆去香港,取得签证再返回山大。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每年至少四五个月都在山大潜心研究,出了不少成果,对山大师生帮助很多。

2014年春我准备回山大工作,学校要求有几封推荐信。狄德满教授正好在山大,我就请他写一封。他很快给方辉院长写了推荐信,也抄送给我一份。他在信中回顾了与我相识的过程,虽然免不了一番溢美之词,但因为他现在山大,也希望我回山大,这样的情谊让我非常感动。非常巧合的是,我的办公室和狄德满教授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从未想到,1999年我们在旧金山大学初次相遇,对桌而坐,十五年之后,居然我们又以“同事”的身份相聚了。当然,在我眼里,他始终是我崇敬的老师。就这样,几乎我们每天都见面聊天,不是我到他办公室,就是他到我办公室。他一个人在校园住,自己做饭,也吃食堂,我经常约他在外面餐馆小聚。他喜欢喝点白酒,可惜我酒量不高,他就一个人喝。

就是这段时间非常密集的交流,我才得知他早在五年前就查出胃癌,手术治疗加化疗,奇迹的是,身体很快康复。2009年请他到华师讲学时,实际上他是大病初愈,但因为康复很好,医生说可以外出,他就毫不犹豫答应了。他之前从未跟我提过身体有任何不适,我也从没朝着这方面想过。我现在也恨我当时太愚钝,没能看出他的身体跟以前有什么异样,否则绝不会安排他在华师这么多的工作,也没有在营养上给他特别照顾。

庆幸的是,他这些年身体保持一直不错,没有复发。但大概五六年前他去体检时,医生告知有新的病灶,他又不得不去医院做定期化疗。每次化疗后,他总是给我电邮,告知如果检查结果理想,他就再回山大工作。我每次回信总是说,我们在这里等您回来。我很希望他再回山大,因为这意味他身体各项指标是健康的。

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其中一个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圆桌会议由他亲自组织,来自中国、英、美、法、德等国十多位专家与会。他不仅主持会议,还撰写了长篇论文,会议非常成功。他其实是带病参加会议,会后立即回国治疗,这期间他继续为山大工作,从事义和团运动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2016年6月,我去爱丁堡大学参加会议,本计划在那里跟狄教授见面。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我就利用回程在伦敦转机的一天时间,跟狄教授见面。狄教授一家住伦敦郊外,到市里坐地铁花很长时间。那天狄教授和夫人安娜女士一起来的,我住在亚非学院附近的罗素宾馆,狄教授熟悉这里的每条街道,带我去一家很好的中餐馆吃饭。他们觉得我是第一次来伦敦,饭后执意陪我到附近的大英博物馆看看。我不忍心让狄教授陪同,就请他们在咖啡厅休息,我自己去看。大英博物馆太大,即便看一两个展馆也费时太长,我惦记他们在等我,实际上无心参观,匆匆忙忙看了几眼就下楼找他们,他们正在享用咖啡和点心。安娜女士在这个空档还特意去博物馆商店买了好几本适合孩子阅读的绘本、博物馆藏品的挂饰等纪念品,送给我儿子做礼物。分别时我用手机给他们夫妇拍了一张合影,又请安娜女士给我和狄德满教授拍了合影。没想到,这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今年新年时,狄德满教授给华杰和我发了电子贺年卡,同时说明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化疗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到1月底再做检查。农历春节时,狄教授又同时给陶飞亚教授、华杰和我发来“猪年大吉”的电子贺卡,还有一行祝福我们的话。6月7日,我在研究山东惠民县一个教会医院(如己医院)时遇到一个材料的出处问题,就向他写信请教,但一直没得到回音。在亚非学院访学的康婉盈同学告诉我,狄教授最近去学校参加了Brian Stanley 教授的讲座。我想他能参加讲座,身体应该还是很好的。没想到,还不到两个月,狄教授就离开了我们,享年78岁。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优秀学者、可敬的导师和亲密的朋友。

 

今早听闻消息,心情一直难以平复,草草写下几笔,作为对狄德满教授的怀念。


——刘家峰于2019年8月4日午后

即墨鳌山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