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学术资讯  /  正文

张维华教授: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

时间:2019-06-30 15:16:24  来源:   作者:张维华  编辑:常海峰  浏览量:

作学问,要费功力,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但如何求得治学的门径和方法,也很重要。最近几年,接触一些年青人,有的人也很努力,读的书也不少,因为没有入门,自己没有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不知如何找出问题,如何处理问题,所以成就不大,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树立长远的目标,并且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是作学问应有的最基本的条件。有人认为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就行了,就心满意足了,此外不考虑如何作一个有贡献于国家、人民,有贡献于学术文化的读书人。实在说,在目前的情形下,考上大学或考上研究生,确实很不容易,是很幸运的,但确不可认为以此就自满了。须知考上大学距离走上作学问的途径固然很远,就是考上研究生或研究生毕业,也只能说极为初步的走上作学问的途径,或者说极为初步的取得一些作学问的点滴经验,离正式走上作学问的途径还很远。作学问这条路,很不容易。如果不想走作学问这条道路,那就用不着说了,如果想走这条路,非树立雄心壮志、非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不可。

就拿研究历史这条道路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史料上下功夫,一是在史学上下功夫。所谓史学,就是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融会贯通,认识到各个时代的历史动态,潮流趋势,从其中得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只在史料上下功夫,不求明了历史的动态,就会把历史变成无用的东西;只求明了历史动态,而不在史料上下功夫,写出的历史就必然不是真实的历史。要在历史研究工作上取得成绩,必须二者兼备。前人司马迁作的《史记》,司马光作的《资治通鉴》,就是很好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就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来说,他费了三方面的功夫。先作《通鉴长编》,就是收集和排比史料;再作《通鉴考异》,就是对收集的史料加以检查和鉴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可用的,哪些是不可用的,哪些是有错误需要修正的。经过以上两番功夫,最后写成《资治通鉴》一书。

如何对待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是个大问题,史学工作者不能不注重史料。史料的范围很广,有史书,有各类的档案文卷,有考古出土的文物,也包括着流行民间社会的各种传说传闻。这些史料,分散在各方,搜集起来很不容易,保存起来也很不容易。史料中最主要的是史书,是经过后人编定的史书。中国在这方面十分丰富。就以四库全书的史部目录论,其中所载的史书,就很可观了。还有四库全书没有收入的,还有研究历史不能缺少的经部、子部、集部类的书,那就更多了,真是浩如烟海。要掌握这些材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目录学、版本学知识。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如何去找材料呢?有些历史工作者,作历史研究工作,就是从目录学入手。可是,目前很多年青的历史工作者很不注意这个问题。书本的史料,是现成的材料,尚如此困难,其他方面的史料,散在各方,收集起来,更加困难。

搜集史料不容易,鉴定和整理、运用史料更不容易。中国过去的大部分史学家,主要的功力用在这方面。中国的史学,是和经学并行的,也可以说史学是从经学中引伸出来的。经学是论道治世的。属于经的书,在汉代已经很是混乱,有真伪的问题,有残缺的问题,有字义不明的问题,有简牍错乱的问题,有篇章难分的问题。这些问题,混杂在一起,整理起来,十分困难。经过千百年经学家的努力,运用了各方面的知识,如目录版本、音韵训诂、名物学、文字学、舆地学等,才完成象今天流行的《十三经注疏》这部重要著作。

但是,不能说只是在史料上下功夫,就算是完成研究历史的目的了。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借以探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目标大得很,困难得很,是应当更加注意的。有一个时期,历史工作者只研究小问题,疏忽了大的问题。有人讥笑这是“学尚苟且”,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说,有人研究农民领袖李自成死在湖北的哪个村,或哪个山下;有的人研究马可孛罗哪一天离开泉州,是哪一天上午或下午;有的研究某一个人的生卒年月,不惜多方寻求那个人的家谱、墓碑或墓志铭,认为这样作才是专家。中国以前治史学的人很多,但真正走上治学道路的并不多。目前中外史学界有一个偏向,好研究小题目,忽视大问题,不求融会贯通的去对待历史知识。这样达到成名成家的目的,比较容易,却是达不到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

(摘自《文史哲》1981年第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