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曹金成副教授在《文献》2025年第5期发表论文《〈脱卜赤颜〉与元朝国史的编纂——兼论早期蒙古史多语种文献的关系》。
该文从常见史料的分析出发，检讨前人观点，重新考察了蒙元时期具有实录性质的蒙古文史书《脱卜赤颜》。认为《脱卜赤颜》几乎在蒙元历朝皆有撰修，蒙古翰林院将成吉思汗祖先及其本人和继承者的言行置于编年的时间脉络，既撰写本朝新史，又修订前朝旧事，同时亦穿插着草原习俗、功臣勋绩等内容，从而形成了元代用畏吾体蒙古文所书写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官方历史文献——国史。狭义而言，《脱卜赤颜》即具体某一皇帝的史书，如文宗朝《脱卜赤颜》，或某一具体时段的王朝史，如今本《元朝秘史》所录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广义而言，可以国史概称《脱卜赤颜》，指的是以蒙古皇帝为主线的大元王朝的历史，甚至直到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后，这种以大汗为中心所编写的《脱卜赤颜》在草原汗廷仍未断绝。
不过元代文献语境中的国史，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则是用汉文撰修的纪传体本朝史，这与《脱卜赤颜》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方面，《脱卜赤颜》中虽有功臣事迹，但只是夹附于皇帝纪事中捎带叙述，与国史中独立成书的功臣传迥然有别。另一方面，虽然《脱卜赤颜》与国史都以皇帝事迹为中心展开修撰，但二者更多地体现出并行纂修、独立撰就的生成特点，尤其是自忽必烈朝起用汉文直接纂修实录已成朝廷定制，愈发与蒙古文《脱卜赤颜》的编撰分离平行、并驾齐驱，从而形成了元朝国史撰修中独具特色的蒙汉双轨修史制度。
基于以上研究，此文进一步对早期蒙古史多语种文献之间的传承谱系进行系统考索，指出《脱卜赤颜》虽与元朝另一部蒙古文史书《金册》并非一书，但通过对二书关系的辨析，可以确证波斯文《史集》所参考的《金册》就是汉文《实录》的蒙古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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