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我院张新刚教授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文章《重思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文章回顾了19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的关系历史，指出19世纪到20世纪初，人类学与西方古典学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西方古代社会既是欧洲的过去，也是人类学民族志上的他者。两个学科的蜜月期也涌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学者，如巴霍芬、摩尔根、梅因、库朗热、弗雷泽等，古典学的研究成果也成为理解当时人类社会的重要参照。人类学与古典学最初联姻展示出两个学科对人类总体历史的关切，但是人类学和西方古典学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让二者分家的并不是史实的辨析，而是人类社会演化论范式的终结。20世纪以后，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古典学都开始更关注不同文化自身的语境，人类学和古典学开始分道扬镳。
人类学和西方古典学的再次深入互动是二战后，法国的热尔内以及韦尔南开创的巴黎学派重新将人类学纳入古典学研究，更加重视社会机制的作用，以及重视比较研究。文章指出，随着新人类学范式更加关心地方性知识，以及西方古典学自我地方化，两个学科又有了类似的关切。通过回顾两个学科的历史，文章认为，人文学科并不能简单放弃对人类总体历史的关切，而应该将总体历史与地方性知识结合在一起，最终回到对人创造的丰富文化传统的关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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