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历史学院杨瑞教授在《历史研究》2025年第7期发表题为《民国时期中华法系重塑运动》的研究论文，专题讨论民国时期中华法系的重塑问题。文章不赞同学术界存在的中华法系于20世纪初的清末“终结论”等观点，而主张：由于各种重塑重建工作的振衰起敝效应，中华法系的历史连续性不仅未有中断，且焕发出新生命之迹象。
文章通过爬梳中外各方面史料，澄清并重建了“支那法系→中国法系→中华法系”演变的重要史实，认为，中华法系概念的缘起与流变，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在全球法治文明比较视野中，对固有法律体系及其发展脉络的认识和演变。文章沟通各专门史等，从整体史角度洞察制度变革背后的知识、思想以及政治的复杂动因。由此揭示，民国时期各方面有意识地重估中华法系现代价值、改变清末“以西为师”法制变革取径，尝试一方面从学术思想层面重塑其现代样式，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再造一套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究其实质是，重塑法制与法学领域中国的主体性，推动改变外来法制和法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文章循名责实还原了朝野各方关于重塑中华法系的思考、行动及取径演变，指出这场法系重塑运动是在极其复杂的学术、政治与社会生态中展开，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和重构的过程。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胡汉民一系援引社会法学，以法律社会化为取径；中经法国学派和英美学派人士短暂主导；抗战爆发后，话语权为居正领衔的司法系统掌握，遂形成党化与民族化并重的二元格局。最后，剖析了民国时期中华法系重塑运动的客观效果与历史局限。文章指出，主观上，这一运动欲将传统中华法系转化为一个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法系。客观上，在中华法治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它对中华法系的重塑与再造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使其免遭埃及、巴比伦、犹太等诸法系完全消灭之厄运，尽管遭外部势力极大冲击，仍能以“活法系”形态存在，并尝试创制一套独特的法律体系，它属于中华法系过渡时期之过渡形态。然而，这一运动由于缺乏科学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也因其存在各种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与历史局限，不能为中国法制创新发展指明正确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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