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历史学院徐进教授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25年第5期发表题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基层支前的计算、组织与资源平衡——以梁山县为例》的研究论文，文章论述了解放战争之胜利与中共强大的动员支前能力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中共之所以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参与支前，除了通过土地改革建立起强大的乡村动员体系，还离不开精细的数目字计算和严密的管理体系。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基层村庄资源的贡献能力，并考察了中共三方面的举措：严谨的调查研究与计算方式、严密的战勤组织、有效利用新旧制度资源。
文章运用梁山县基层村庄调查数据，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动员基层村庄劳动力的标准与限度，一是根据梁山县基层民力调查时所提供的人口数据，对各村的人口结构进行分析，验证其与何种常见的人口结构类型相吻合，探究其人口结构类型；二是具体考察梁山县三个村庄的劳动力支前标准，具体包括村庄可支援最多劳动力的比例和村庄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的最低限度。文章指出，三个村庄的劳动力支前水准可达到中共规定的最大限度，村庄本身劳动力与田亩、牲畜与田亩之间的配比又能保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表明，中共能够合理充分动员基层村庄劳动力，并有效控制其与总劳动力数量之间的比例，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文章梳理了中共如何创造性地将民兵、自卫队等半军事化组织与支前组织合二为一，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高效的组织方法。从村庄动员较大规模的人力、物力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措施。随着解放战争日趋激烈，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大规模运动战，需要建立专门的支前体系，常备民夫制应运而生，群众动员形式趋向正规化与固定化。此后，山东解放区开始制定支前战勤的横向组织和纵向组织，确立“小队—分队—中队—大队”或“班—排—队—大队”的四级设置，各村建立起架构完整、分工细致的支前组织。
文章还原了中共如何利用新旧各类制度资源交互为用，应对山东解放区基层农村广泛存在的漏差现象。资源征收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此过程中能否有效处理偷漏问题是判断国家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亦面临这一难题。因此，中共利用排长（头）等人员协助乡村治理，同时试图在乡村建立新机构，选拔新干部，以取代这些旧组织和旧代理人。而针对派差的过程中这一群体利用其职务便利牟取私利的问题，中共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对排长（头）、村干部进行监督和制约，形成清查漏差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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